作者：王充闾

一

【资料图】

几年前的一个暑假，师大文学院的两位教授过来闲谈。因为我年轻时当过中学教师，所以，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中小学的课程改革上了。

他们说，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现已统一使用部编课本。新版教材一个明显的趋向，是更加注重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大幅增加古代诗文篇目。小学一至六年级增幅达80%；初中三个年级，古诗文占课文的52%。其实，早就该这么做了。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应须世代传承的精神命脉、文化基因。而作为其重要载体，那些经典古籍、传世诗文，是前贤往哲思想、智慧的结晶。在青少年的心田里，如能播下一粒粒传统文化的种子，他们将会终生受用——五千年文明史的光辉熠耀，无数英杰的高风正气润泽灵魂，极有利于塑造优秀品质，健全人格，开拓思维、视野，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在中小学阶段尤为重要，对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树立，对知识基础的构建，会起到“前见”作用。

听到这里，陪同前来的校刊编辑提出一个问题：百年世事翻覆，从过去线装书被“扔进茅坑里去”，到如今课本上古诗文大幅增加，真是判若云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看“五四”前后关于“不读古书”与“反对白话文”的争议呢？

教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随即讲了一则趣话：著名学者章士钊反对白话文，在报上撰文说，文言文“二桃杀三士”，何其简洁，用白话文只能说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迅先生禁不住发笑，说“三士”是三个武士，而不是读书人，继而讽刺道：“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结论是：古书，好则好矣，不过也实在难以掌握。

二

送走了客人，就所议问题，我作了进一步思考——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但一些“五四”精英，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就此否定文言文的历史作用，进而完全否定古书，就不无偏颇了。统计显示，中华传世古籍约有5000余万册（件），20多万种。这些传统典籍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发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鲁迅先生等人当年对古书采取鄙视态度，有其时代背景与现实的针对性。我们知道，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社会上复古空气很浓厚，埋头到故纸堆里，就会被复古派所利用，有害无益。鲁迅先生反对读古书，乃是出于对复古思潮的反制，并非一概反对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拿来主义》等文章中，阐明继承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与方法。他把旧的文化遗产区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有益无害的（鱼翅），要“拿来”“使用”，使之有益于人民的身体健康；一部分既有毒素又有用处（鸦片），要正确地吸取、使用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还有一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烟枪、烟灯和姨太太），原则上要加以“毁灭”，也可酌留少许，送进博物馆，以发挥其对人民的教育作用。可见，他所强调的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反对因为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

其实，说“要把线装书扔进茅坑里去”的“五四”精英，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即便扔掉了古书也无所谓；而且，多是一边这么说，一边仍致力于古籍研究。胡适先生算得上最激进的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严苛而过激的批判态度，把骈文、律诗同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我们祖宗造的罪孽，这是典型的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行为。而他本人，不仅幼年熟读经史，青年留洋时还在照片上题写“异乡书满架，中有旧传经”的诗句，攻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提交的论文竟是《先秦名学史》。《京报副刊》向海内外名流征询“青年必读书十部”，他开列的五部中文书为《老子》《墨子》《论语》《论衡》《崔东璧遗书》，都是中国古代典籍。据蔡元培先生记述：“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鲁迅先生为许寿裳的儿子开列十二种书，全是古书，包括《世说新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他悉心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构建，做《嵇康集》注释；收藏中文线装古书达940多种，到晚年还在买古书、读古书。

其间还有一个现象：“五四”之后，许多留学西方的学者，回国后竟然沉浸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许是通过对比西洋文化，终于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魅力，因而始终放不下这颗拳拳之心。闻一多先生多年从事西学研究，并有六载的白话诗创作实践，回过头来写了这样一首七绝：“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鴃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三

这是老一辈文化名家，所谓“老根底，新眼光”。那么，新一代学人又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当代知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指出，今天之所以强调读中国古代经典，“我想主要是为了文化传承的需要。如果你不想完全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那么阅读代表自己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是承继传统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就个人的修养而言，阅读经典文本是使阅读者经历一番文化濡化的过程，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古人、古贤、古书，都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代称，接触多了，势必使一个人的气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很多人都发生气质的变化，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就会随之发生变化。”“现在仍有很多人把现代化和‘西化’完全等同起来，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无法和现代性相衔接，这是一种过时的看法，不应让这种看法成为我们的文化导向。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有一个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任务，我可以肯定地说，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营造全民族的阅读风气，而首当其冲的，是营造阅读本民族文化经典的风气。”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在我看来，年青一代学者的主要缺陷，不在于可能出现复古倾向，而在于学术上‘无根’造成的漂泊感。等到进了大学，念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灌了满脑子西式的哲学理论和文学概论，才开始认真阅读中国古书，不觉得‘隔’那才怪。”就是说，已有的理论预设，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进入中国文化。

前辈与时贤所述，都涉及一个正确认识古代经典以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关于中外古今关系的问题。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精神资源即其前进的基点。一个缺根少魂的民族，自无发展前进可言！可是，从清末到“五四”乃至后来，一些人错误地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声称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而不是立足于自身国情、自身历史和自身文化之上，从而造成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后果。

与中西互鉴相对应，还有个今古会通的问题。“传统的功能是保持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引导心灵稳定、精神向上、行为向善、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陈来先生语）。看得出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它的精华内蕴很容易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契合。

文化源流一脉承，无古不成今。片面地将它割裂，继而对立起来，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南宋思想家朱熹在七律《鹅湖寺和陆子寿》中，有“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之句。说的是，旧学与新知，在砥砺切磋中，会变得更加精深缜密；而当研索到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精微之处，古今的界限、阻隔也就泯除了。“却愁”二字，语含讥诮——针对陆诗中“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的说法，朱夫子幽默地说，令人“发愁”的是，随着探索的深入，勘破了古今限隔，“真伪先须辨古今”可就落空了。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6日 15版）